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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認為國學中醫是簡約而不簡單的民族文化，是一種基于生命品質的文化。時至今日，一場全球流行的疫情，把中醫的關注度提高到了有史以來最高地位，讓人們體會到當下的競爭力不是財富的多少，而是免疫力的強弱，也就是說你的體內正氣的強弱，正氣強，瘟疫之氣或不能內侵，或侵入后被正氣祛殺，再加上避之有時與避其毒氣，能更有效地預防傳染。
中醫學認為：“人之一身,不外陰陽”,“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陰陽平衡”的思想體現了中醫中藥高級簡約而不簡單的臨床治療原則。
就像現在的高級電器都是“傻瓜”型的簡約，但是它的構造原理是決不簡單。中醫用一根針、一把草，一套簡便、廉價而簡約的治療方法，確實顯示出獨特的療效。然而我們的中醫藥在我國還沒有被真正確定科學地位，中國的個別醫務人員，他們不承認中國本土的寶藏，為了追求時髦，用西方的術語，胡亂消滅和模糊中醫的經典理論，這樣詆毀一個民族的國醫文化是非常悲哀的。看看世界歷史上的古老文化──希臘文化、羅馬文化、瑪雅文化等都早已被歷史淹沒，而中華文明卻依舊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并迸發出日益耀眼的光芒。特別是傳統中醫文化。所以，發展中醫，必須從搶救理解中醫文化的純中醫開始，純中醫的價值得不到重視，中醫就不會有大的發展。我這里所說的純中醫是指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加上精湛的中醫技術。如果僅僅是會擺弄幾味中藥，幾個方劑，那只能稱得上是個藥匠、醫匠，稱不上真正的中醫。真正的中醫還要有深厚的國學基礎以及中醫文化理念。只有深刻理解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髓，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醫。
一個民族的文化，可以表現為極其多樣的形態，卻往往有著基本一致的內核。文化的形態可以隨著時代的變革而有所不同，但精神的內核則往往歷久彌新。中醫在中國的土地上發展數千年之久，藥物從數百種增加到上萬種，方劑從數百首增加到數十萬首，文獻從醫經七家、經方十一家增加到洋洋萬種之多，理論的更新、方法的豐富、技術的創新、療效的提高，自不必言說，但其內在文化精神則一直是穩定的，并且總是貫穿于從理論到臨床的各個方面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醫在它的千年之旅中是變而不變的，變的是形態與數量，不變的是民族文化的內涵與精神。改朝換代是歷史上常有的事，但民族文化精神卻一直被秉持著，綿延著。敬畏天地、順應自然、強調倫理與秩序、關注人事、注重整體、主張和諧，是中國人一貫的情結。中醫歷經數千年而其內在文化精神始終不曾有大移易，原因也在于此。中醫早已深深地烙下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印記。“天行有常”，并不因堯或桀的作為而變易，而“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自當順應自然，而后可以“長有天命”的這種理念凝聚著中國人獨有的自然觀念和人文情感，蘊涵著中國人一直持守的思維模式與生命哲學。是中華民族原創的，獨有的，是不可以被其他民族或國家復制或嫁接的，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符號。難怪在北京大學主講中醫學內容的王心遠教授說：“要學純正的、傳統的中醫，不能在中醫藥大學學的，要到北大來學；要講傳統的純正的中醫，也得到北大來講。”的確，科班的中醫藥現代的教學模式，是從基礎到臨床，從“中醫基礎理論”、“診斷學”、“中藥學”、“方劑學”一直學到“針灸治療學”、“溫病學”等。這也許不是學中醫的正確方式，而且效率不高。學中醫應從中醫文化入手、從經典入手、從基礎入手。如《道德經》、《醫學三字經》、《傷寒論》、《易經》等應當是他們的主干課程。老師應當是出于嘉惠后學的仁愛之心和復興中醫的使命感義務來授課的，學生也應是出于自己的志趣主動來學習中醫的，有相互交流的氛圍和從師深造的機會。只有在很好地繼承中醫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去談中醫的創新發展。因此，中醫學界要不斷地加強自身的傳統文化素養，并在中醫教育和研究上回歸到中國的傳統文化本位上來，結合儒學、道學等傳統國學文化實現中華文化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偉大復興。
另外，中醫學也是中國文人必備的一門學問或修養，歷史上很多儒者都是懂醫理、能治病的。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最能體現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一門學問。我們現在學習古人的文學和哲學，總覺得其中有一部分內容很空，與我們很隔膜，比如《禮記·月令》里講的：“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戶，祭先脾。”但學了中醫以后，我發現，這些很空的東西落實下來了，這些很隔膜的東西與我親密起來。我們總是說要“振興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但是，連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思維方式都不懂得，如何振興它？難道僅僅靠保留一點點古董？在很多學科領域，甚至包括文學、哲學、歷史學，我們的思維都西化了，再也不是傳統的思維模式了，唯有中醫對這種思維模式保留得比較完整，我想中醫是恢復中國傳統思維模式的入口，振興中醫是振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好契機。
中醫不僅是一門專科學問，而且是一門綜合學問。中國傳統中的任何一門學問都是尚通不尚專的，中醫不僅僅是治病的，而且，它可以上通于治國安邦，下通于為人處世，甚至領兵作戰與它都有密切的關系。所以，有人說“大醫醫國”，范仲淹立志“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有人說一部《金匱要略》其實是一部兵書，從中學會了如何驅邪扶正，也就學會了如何攻守破敵，學會了如何用方用藥也就學會了如何遣將調兵。學習中醫可以使一個人的精神世界發生很大的變化，它能讓人更儒雅、更善良、更豁達、更快樂。體現了中醫是一門簡約而不簡單民族文化的深遠意義。
中醫與中國固有文化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一榮俱榮，一衰俱衰。我們應重新營造中醫賴以生存的文化氛圍，并與儒學界、道學界等研究中國固有文化的學術群體形成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復興的共同體，結成戰略聯盟，共同推動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中醫的簡約而不簡單的文化理念必須有中國固有文化的強有力的支撐才能得以體現。如果失去儒家和道家為主體的文化氛圍，失去了自己賴以生存與發展的文化環境，那么處在孤立地位的中醫就必然會在異質的西方文化里遇到身份的合法性和認識事物的正當性問題。對于西方文化而言，中醫是一個他鄉過來的陌生人。所以，恢復中醫生存的文化環境是關系到中醫能否振興的一個關鍵要素。
